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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代报章文中的骈偶与八股
——以梁启超的时务体为中心
文丨谢蒙恩
内容提要：近代报章不仅是发表政论的媒介，更是启蒙觉世的渠道。刊载其上的“报章文”，也随之形成一些前所未有的体式特点。在报章文体发展过程中，梁启超的“新文体”是关键一环。其“新文体”本身也在不断演进：不同于平易畅达、学习东洋句法和名学论辩的“新民体”，梁启超早期的“时务体”作为一种尚未完全定型的“文体”，更多体现出传统文章的影响。本文拟从梁启超的教育背景及其传统词章偏好入手，在文章学和文体学背景下，对其“时务体”的古典修辞加以形式分析，发掘“时务体”貌新实旧的特征，围绕骈偶修辞、八股句调及其铺排等现象，为梁启超报章文在晚清造成巨大影响提供文学角度的解释。
关键词：梁启超 时务体 古典修辞 形式分析
晚清士大夫对作为新兴知识媒介的报刊，及其所刊载“报章文”的接受，有一个渐进过程。甲午战败和随之而来的士人思想转变，导致报刊被广泛接受。报刊凭借其不同于传统著述的时效性和传播力，一跃成为传播新知识、激扬新议论的重要载体，甚至被视为革新政治的重要途径。在这场“媒介变革”中，作为《时务报》主笔的梁启超当之无愧为执牛耳者。
展开剩余96%这一时期，报刊承担着言说的使命，背负着“觉世”的期待，时人讨论的报章文概念也渐渐落实为议论政教、经理时务、宣扬思想的政论性文本，报章文的文体定位问题开始进入时人视野。习惯于传统著述模式的士大夫不仅批评刊发在趋新报刊上的理论内容，同时还会有意无意地讥评其文体、文风和文法。而报章文作者同样需要适用于报章文的新型文体论，以便支撑自己言说的正当性。梁启超的“新文体”在这个背景下诞生和发展。
梁启超像
梁启超的“新文体”本是近代文学研究的重点，但主要成果集中于“新”的内涵，如讨论“新名词”“日本文体”对梁启超的影响[1]、讨论“名学论辩”对“新民体”的影响[2]、强调梁启超化雅向俗和改良文言的努力[3]等。也有学者不单强调其突变之“新”，更将“新文体”放在报章文和报刊的发展脉络中看其流变[4]。王韬、郑观应等早期报章论说文作者仍有很强的著述意识，传统的著述体例和文体想象，在一定程度上抑制了探求新变的可能[5]。至梁启超，则已明确标举“传世之文”与“觉世之文”[6]的差别，隐约道出传统著述与近代报章的差别。梁启超的“新文体”本身也有一个发展的过程：前期“时务体”充斥古典修辞；后期“新民体”则用语平易、行文恣肆。新文体前后之变的主要原因在于逃亡海外后的梁启超开始大量阅读日人著作和报刊。所读的内容带来思想之变，所读的形式亦会影响梁启超，进而带来文章体式层面的改变[7]。因此，研究“新文体”之新，不当局限于后起的“新民体”，更宜注意“时务体”阶段存在的各种古典修辞的形式要素。担任《时务报》主笔期间的梁启超，阅读经验一部分来自传教士译书，另一部分则仍来自古代典籍。而其写作实践，更受到早年在学海堂、菊坡精舍等“经古书院”作课艺、帖括经验的影响，也受制于万木草堂师从康有为期间的文章创作。一定程度上，梁启超报章文中不时流露而恰到好处的古典修辞对其在士大夫群体中的广泛传播有较大促进作用。
一、觉世之用与文体之变
甲午战败震动中国士人的同时，也促使他们开始了新一轮更激烈的理论探索和政治实践。首先表现在上到官僚、下至士绅的大规模西学阅读。李提摩太就曾回忆：“1894年，《万国公报》的发行量比以前翻了一倍”[8]，西学相关的书籍和报章也销量激增，甚至被大肆盗印。其次便是士人群体开始积极投身政治实践。“觉世”成为维新士人的共同目的，而办报馆与开学会则是广为认可的实现这一目的之手段。
在康有为等最初创办的《中外纪闻》中，论说栏目处于最末位置，“册首恭录阁钞”[9]。随后上海《强学报》出刊，则在上谕栏目之后安排论说，强学会文件等次之，且存世的两期中基本以论说为主。有鉴于强学会的封禁，汪康年继承强学会余款创办的《时务报》本打算以“译报”为宗旨，但在梁启超的执意和黄遵宪的折中下才接受让梁启超担任撰述，负责论说[10]。新创办的《时务报》体例相较过去最大的变化是将“论说”置于首位，在上谕奏折之前。这一做法在外商报章中十分习见，常见的《申报》和《万国公报》都是如此。当时就有人指出此处体例不当，有不尊上谕之嫌。[11]但从其隐约借鉴《万国公报》体例的角度看，这一设置实际上内化了西方报章的“社论”，无形中提高了“论说”在报章中的文体地位和言说力量[12]。黄遵宪弟弟黄遵楷投稿时两次向梁启超要求“必刻在前面”[13]而未得，亦可侧面看出这一位置的重要性。可以说，这一设置对梁启超的文章风行亦有襄助之功。与此相应，觉世之用的重担，便大多落在了报章中最重要的篇首论说文上。
伴随着《时务报》的成功，许多报刊相继创办，形成一个以维新变法为旨归，融汇各地各派的舆论圈。甫创《经世报》时，章太炎就已在《〈经世报〉叙例》中提到舆论圈的组成，随后宋恕在《记应经世报馆摄著论之聘缘始》中则说得更为详细：
乃稍稍弛禁网、开言路，士风一变。则争言舍旧，则争言自强，则争言西法善、西法善也，则纷纷然谋学会、谋报馆。于是汪康年、梁启超等创《时务报》于沪滨，何廷光、康广仁等创《知新报》于岭表，江标创《湘学报》于湖南，陈虬创《利济报》于东瓯。而童胡二子，亦慨然请于抚浙使者，将创《经世报》于临安。[14]
当时盛况可见一斑。作为《时务报》主笔的梁启超，在这一舆论圈中扮演着盟主的角色。在《时务报》内部，梁启超在论说栏目发文的数量为60篇，占据绝对高位。除去汪、梁发生龃龉之后的“来稿”，其余在该栏目发文者及发文数量依次是：汪康年15篇，麦孟华12篇，徐勤4篇，章太炎和欧榘甲各2篇。梁启超个人的报章文，顺理成章地成为了此时维新派众多声音中的主调高音，其文风也一定程度上引领当时的“报章文坛”，代表了此阶段近代报章文的特点。
“觉世”的期待必然带来创作心态和创作方法上的改变。而新兴报章媒介又对文章的结撰方式和读者预期提出了新的要求。进一步来讲，晚清的转型巨变涵盖社会各个方面，体现在文学上，是中国传统文章学向近代的转化。媒介的改变和觉世的要求，沟通了传统文体系统中原本迥然不同的体式，使之在近代担负起共同的言说使命；有时甚至会混淆文体界限，形成一种新的“表达类型”。正是时代语境下激发出的强烈的言说使命，让晚清的许多报章文字打碎了原本的文体框架，如《沈氏音书序》（梁启超）、《中东战纪本末序》（王韬）打碎序跋体，呈现出政论的色彩；甚至在“章程”这种强实用性的文件中，都带入了强烈的言说热情。1896年《申报》主人自述日报体例称：“吾人所当言者，在乎当今之急务耳”[15]。强调变法图存，以论政为旨归的《时务报》自然更是如此。
谭嗣同像
1897年谭嗣同在《时务报》发表《报章文体说》，先用骈体铺排，随后阐述“去其词赋诸不切民用者，区体为十，括以三类：曰名类，曰形类，曰法类”[16]。谭嗣同的“文体论”在捐弃“词赋”这一点上，已带上很强的实用色彩了。所举的“形类”三种为图、表、谱，“法类”三种为叙例、章程、计——均是旧有“文体学”框架基本不涉及，而具有高度知识性和实用性的“表达类型”。总结了旧典不出“三类十体”后，笔锋一转，强调报章体的特点正在于“具此三类十体而犂然各当，无患陵躐”[17]。这一论断道破了报章体作为新表达类型统合各种旧有文体要素的功效。在文末评价报章体功用时，谭嗣同指出“知知觉觉，亦何常师，斯事体大，未有如报章之备哉燦烂者也”[18]，认为报章带来的“文体之变”背后的目的正是其“觉世之用”。1901年底，《清议报》刊登《中国各报存佚表》一文，在回望报界发展时提到：“自报章兴，吾国之文体，为之一变。汪洋恣肆，畅所欲言，所谓宗法家法，无复问者。”[19]同样将报章文体新变的特点总结为不问宗法，畅舒己意。文体之变如此，其目的在于表达觉世思想亦不言而喻。阿英在回顾这一段时期报章体的文体特征和功用性时，也提到“由于新闻事业的发达，在清末产生了一种新型文学，就是谭嗣同所说的‘报章文学’，也就是‘政论’”[20]。这一时期的报章文存在“泛政论”的倾向，这正是处于转型期的表达类型具有的特点。报章文打碎了古文辞系统中成熟的文体规范，但同时其修辞又必然以技巧性碎片的形式，参与到报章文这一新兴表达类型的构建之中。在这个意义上，报章文风是具体修辞综合后呈现出的文章气质，报章文体则是修辞定型后呈现的新规范。
二、骈偶事类与八股句调
就文章偏好而言，以康梁周边的趋新士大夫似乎都隐隐有先“弃散从骈”，再跳出文体，转为以觉世为旨归的经历。康有为在《我史》中描述自己早年专事八股，跟随朱次琦之后，学古文“不取桐城而上言之秦、汉”，并自夸曾给张鼎华一篇骈文，而张“盛誉谓粤人无此文”[21]。从康有为在万木草堂讲课时留下的《万木草堂口说》和《南海师承记》也可见，他在“辞章之学”中最看重《文选》，自诩“浸淫秦汉子史”，而最鄙薄桐城派[22]。当然，学问上爱博求通的康有为在光绪七年（1881）便已“弃骈散文不复从事焉”[23]，主攻经济和性命之学。谭嗣同的经历也有些类似，其在光绪二十年（1894）作的《三十自纪》中提到“嗣同少颇为桐城所震”，但后来读书见人多了，便对此有些惭愧。“或授以魏、晋间文，乃大喜，时时籀绎，益笃耆之。由是上溯秦、汉，下循六朝，始悟心好沉博绝丽之文，子云所以独辽辽焉。”[24]与康有为类似的是，谭嗣同最后表达了自己在中外相争，文无所用之时，对于作文一事深有悔意。 梁启超则在少年时期就表现出对词章的喜爱。《三十自述》中，他提到在十二岁学习帖括之学的同时，“顾颇喜词章，王父、父母时授以唐人诗，嗜之过于八股”[25]后来在《清代学术概论》中，梁启超叙述自己早年学文经历时，一边说“夙不喜桐城派古文”，另一边则点出“幼年为文，学晚汉魏晋，颇尚矜炼”[26]。至少从日后的追述中，可以看出他们的文章观念和为文偏好都深受魏晋文风的影响。
《清代学术概论》书影
在晚清报刊论说文中，运用骈偶修辞十分常见，王韬、林乐知和严复等人的文章中均有所表现，可视为信手拈来的习惯。在这种写作环境中成长的文人，以及进入了这种写作环境的洋人[27]，都必然会不自觉地将这些基本修辞运用到自己的写作之中。康有为在《强学报》上发表的《京师强学会序》中也有“普鲁士有强国之会，遂报法雠，日本有尊攘之徒，用成维新。盖学业以讲求而成，人才以摩厉而出。合众人之才力，则图书易庀；合众人之心思，则闻见易通”[28]之类的骈偶修辞。钱基博在《现代中国文学史》中叙述康有为文章特点，有云：“发为文章，则糅经语、子史语，旁及外国佛语、耶教语，以至声光化电诸科学语，而冶以一炉，利以排偶；桐城义法至有为乃残坏无余；恣纵不偿，厥为后来梁启超新民体之所由昉”[29]。正如钱基博所言，好言通学、为文随意[30]的康有为，在《强学报》上发表的几篇序言，正见其将在报章中熔铸新旧知识（知识层面），乃至熔铸各种文体（修辞层面）的尝试。
梁启超处于这样的写作环境和师友影响中，类似的写法密集地分布在他这一时期的报章文中。但由于他个人的兴趣和才学，或兼有特意调用的可能，这种修辞在他的笔下又具有了不同的风格和特征。
铺张是梁启超文章的一大特色，钱基博在《现代中国文学史》评之为“排比堆砌之新民体”，有“纵横轶宕”[31]之气。“铺张”正是梁启超不同于其他创作者散句为主，间或骈俪的特别之处。可详看下面两例：
阅数百载，背元涉明，薾靡疲敝，迄于今世，揣摩腔调，言类俳优；点名对簿，若待囚虏；担簦累累，状等乞丐；搜索挟书，视同穿窬；糊名摸索，乃似赌博；归本重书，若选钞胥。（梁启超《变法通议·科举》）[32]
若夫守晚明之敝制，弃历朝之鸿矩，狃百载之积习，惮千夫之目议，违作人之公理，踵愚黔之故智，则虽铁舰阗海，谁与为战；枪炮如林，谁与为用；数万里地，谁与为守；数百兆人，谁与为理。（《变法通议·科举》）[33]
第一例纯以四字行文，意在讨论科举之弊端。前四句“阅数百载，背元涉明，薾靡疲敝，迄于今世”，已经在历时层面说明科举弊端之长久，至此可谓一意已断，完全可另起一句。而梁启超选择继续用四字骈偶，再从共时层面的科举弊端类型去展开描述。他用四字骈偶的形式铺开描述，敷写六组，与此前四句相衔，从“类”“等”“同”“似”四个同义异形的字，可以清晰地看到他在铺张同时的经营。可以说，这种铺张是他为营造气势、增强力度的有意为之。第二例的前三组各自成对，除“积习”与“目议”可商榷外，其余可谓工对。这种骈偶修辞，其他作者也会自觉用到，简单地用四字对、六字对，或者其变体，又或者直如骈法，四六成对。但很少见到如梁启超这般铺张开来，一连数对，连绵不绝。
甚至有些时候，梁启超并非只是简单作为修辞润饰文章，而是直接当作四六创作一般。一段之内，或四字自对，或四六交错，铺张扬厉，气势恢宏。如在《论报馆有益于国事》中用四六句式铺排的“五弊”[34]；《论中国积弱由于防弊》中连续写两两对仗的九个例子[35]；更甚者如《变法通议·论学会》中关于设置学会条目的论述，连续列出十六条纲要，每一条都是六、四、四的组合，而且彼此对仗[36]。
梁启超的报章文特色除了其骈偶修辞铺排之外，遣字用典上的“矜炼”也值得一提。如“推诿延阁，百事丛脞”[37]中的“丛脞”出自《尚书·益稷》，表示琐碎、杂乱之意；“讫于岩邑，两岁之间，踵武数十”[38]中的“岩邑”，也是刻意选自《左传》。在常用语词中求古求奇，更能代表任公的偏好。如时人多言“译介”，梁氏则好用“鞮寄”。且梁启超还不局限于简单地引限制在经典文献内部，也会旁征博引，踵事增华，乃至会有如刘师培所言的魏代文章“藻绘相饰”[39]之堆砌意味，如《论报馆有益于国事》中的两句：
或飏颂权贵，为曳裾之阶梯；或指斥富豪，作苞苴之左卷。
军事敌情，记载不实；仅凭市虎之口，罔惩夕鸡之嫌。
第一句的“曳裾”，典出《汉书·贾邹枚路传》之“曳裾王门”；而“苞苴”则出自《礼记·曲礼》，稍嫌繁复。而第二句中的“市虎”，出自《韩非子·内储说上》的“三人成虎”；而“夕鸡”出自《宋史·聂冠卿传》中“水龙夜号，夕鸡骇飞” [40]的故事。
于政论文中如此用典，毕竟曲折，相比同时期报人的文章，梁启超的文风不算十分“平易畅达”。回到骈偶的语境中，“事类”的使用又可谓本色当行，这些“事类”的使用，或许就是梁启超在学习骈偶之文时看类书的积累。而在梁启超日后行文中，骈偶事类正是其有意的“矜炼”，亦是此时梁启超文体的独特之处。但梁启超也并非一味追求魏晋文的“矜炼”，没有报章文体的意识。他曾在交稿的同时写信给汪康年，说自己将麦孟华的《治道路说》归作自己的文章。这篇文章刊登时的题目是《治始于道路说》，其中铺陈道路不整处，下字僻奥，用词雕琢，如赋文一般汪洋恣肆，以至于梁启超称赞“雄深秾奇”之余，也不得不说“若令其稍降格，不事研练，略使平易可晓”[41]才好。可见梁启超的文字虽点缀骈偶事类，但也确实在传统文体的范围内力求平易畅达，相比之下，同属康门的麦孟华反倒更拘守古体。此外，康门的欧榘甲和徐勤也同样有魏晋文风的特点。相比之下，汪康年的文风则更近于其他行文仅仅间用骈偶的报人。与岭南的康梁一样，同时期主笔《经世报》等报章的江浙士人也多持魏晋文风。在章太炎、宋恕和陈虬的文字中，骈偶、铺排的事类的丰富程度，较之梁启超亦不遑多让。甚至章太炎文章就因所用字词古奥矜练，被黄遵宪判为“文集之文，非报馆文”[42]，叶翰则认为读者会因其“艰涩”而“颇不悦目”，并希望能“选词加润”[43]。
此外，梁启超文风还有融入八股句调这一鲜明特点。比较梁启超与严复在类似的语言环境中写法的差异便可知：
不见夫激水乎？其抑之不下，则其激也不高；
不见夫火药乎？其塞之也不严，则其震也不迅。[44]（严复《论世变之亟》）
譬之十人同附一舟，中流遇风，将就覆溺，于是附舟者呼号协力以助舵楫之役，则于操舟之主人，为有利乎？为有害乎？
譬之十人同旅一室，中夜遇火，将就毁烬，于是旅居者呼号协力以谋汫擗之劳，则于居室之主人，为有利乎？为有害乎？[45]（《变法通议·论变法必自平满汉之界始》）
严复的文字中，虽有排起之势，然而不论从句子长度和内容丰度上，都远不如梁文。而梁文之例，尽管在意义上，上下两对句并没有如八股文中的对应两股那样紧密的逻辑关系，而只是单纯地并列两个例子，但整体框架却是脱胎于八股句调的。或者可以说，此处是其一种对八股文的创新运用，即讲说理的结构用到内容描述上。而此处修辞的框架，的确是十分工整的八股句调。再看一例：
数千年来，蒙古之种，回回之裔，以虏掠为功，以屠杀为乐，屡蹂名国，几一寰宇，力之强也。
近百年间，欧罗巴之众，高加索之族，籍制器以灭国，借通商以辟地，于是全球十九，归其统辖，智之强也。（《变法通议·学校总论》）[46]
此处亦是如上所言的创新运用，原本说理之“二股”，转用于对内容的铺开描述，但结尾还是回归八股文正体，即上对句写千年来野蛮民族以力强，下对句写近百年来欧洲列强以智强的形势判断。大体上八股句调在梁启超报章文的运用中，并不以说理见长，而着重“辞气磅礴”和“纵横轶宕”的效果。
戊戌五月，《湘报》刊登了汪恩至撰写的《时务报书后》，文中称赞《时务报》振聋发聩，而修辞上多采骈偶修辞和八股句调，如其对报的分类：
政报者，牟古今之成败，揽中外之得失，条举目析胪列以观其备者也；学报者，阐格致之新理，穷制造之实是，抉幽剔微错出以求其精者也；议报者，持天下之短长，迪生类之视听，忌讳非所顾，惩劝足相辅，兼政与学而言之者也。[47]
铺张扬厉的文风通篇可见，无怪乎早在同年三月十三皮锡瑞日记中已载“梦来（汪恩至）作《时务报书后》，仿报馆文，颇相似”[48]。可见时人已经将这一风格视为报馆文的基本特点。
三、帖括结习与经古课艺
钱基博在《现代中国文学史》讨论“逻辑文”之前，有一段关于八股文的讨论：
迄于清末，而八股文随科举制以俱废，而流风余韵犹时时不绝，流露于作者字里行间。有袭八股排比之调，而肆之为纵横跌宕者，康有为、梁启超之新民文学也；有用八股偶比之格，而出之以文理密察者，严复、章士钊之逻辑文学也。论文之家，知本者鲜。独章炳麟与人论文，以为严复气体比于制举；而胡适论梁启超之文，亦称蜕自八股。斯不愧知言之士已。[49]
在他看来，八股文的特点在晚清时人的文章风格中不曾断绝。继承其中“偶比之格”的是严复，章士钊再进而发展出逻辑文。而继承“排比之调”，让文章气势跌宕的则是康梁，且尤以梁为极致。严复的报章文中，的确可以看到八股文的影子。但诚如钱基博所言，八股文对其影响主要不表现在气势纵横的对句上，而更多的是以“两股”的形式展开论述，或者说是一种分析方式。
钱基博《现代中国文学史》书影
科举制度下的八股文对明清文人的影响无法回避。梁启超的早年经历中，也存在“帖括之学”的影响。在《三十自述》中，梁启超自陈：“十二岁应试学院，补博士弟子员，日治帖括，虽心不慊之，然不知天地间于帖括外，更有所谓学也，辄埋头钻研。”[50]可见当时的梁启超，的确花费了很多精力在研习举业文章上。在之后面见康有为时，他尚自喜为“少年科第”[51]，在十七岁广东乡试中便高中“举人第八名”[52]，亦可算科场早达。而当梁启超带着抨击科举、反对八股的激烈立场回忆过去的时候，说十五岁到学海堂时就已经“决舍帖括”，应该还是有“讳言”的成分。即便是在他“决然舍去旧学，自退出学海堂而间日请业南海之门”[53]，将主要精力放在心学、史学和西学后，其科考之路还要继续，必然要研习八股，琢磨立言。
尽管目前没有梁启超的八股文材料，但仅从《时务报》时期其文章的内容来看，也足以发现八股文对其修辞，乃至可以上升到文风和文体层面的巨大影响。并且，从科考与文章的角度再延伸，梁启超报章文对八股文体的修辞整合还表现在模仿“入口气”的代圣人立言，以及破体、起讲、收结等等形式层面的借鉴。再者，清代科举考试要求中还有时务策和殿试策问[54]一类，其中的排比罗列和“设辞问难”等古典修辞要素，亦在梁启超的报章文中得到体现。
但在传统士人眼中，八股是登科之资，不入词林艺苑，甚至评价文章有制艺气在多数语境中会被看作“讥讽”，如章太炎就多次评价梁启超的文字有制艺之气，语带贬意[55]。一般文人都会有意避讳引八股入文，而梁启超的报章文大肆使用八股句调，正与报刊这一载体的时效性要求有关。“传世之文”可以精雕细琢，反复修改再放入文集；但作为“觉世之文”的报章文，快速创作是这一新兴媒介形态的内在要求。梁启超在就《时务报》相关问题回复严复时说“每为一文，则必匆迫草率，稿尚未脱，已付钞胥，非直无悉心审定之时，并且无再三经目之事”[56]。可见其在创作求为致用的报章文时的状态几近于“不假思索”。故大抵可以认为这一时期很多文章未经反复斟酌，而直截反映梁启超的此前所学。知识是如此，行文方法和思维结构更是如此。此时梁启超的称手武器，正是有着严格要求的科举考试限定文体。
由此可见，八股句调带来文风跌宕更多是梁启超的个人特点，也是报章供稿要求影响下的结果。而前已提及的骈偶事类，则反映了岭南、江浙的魏晋文风特点，部分代表当时报章文坛的共性。
梁启超偏好魏晋文风，其报章文多骈偶、多用事的特点除了受康门内部影响，还与其在学海堂接受系统训练和“经古”[57]习作时养成的文章风格有关。梁启超十五岁进入学海堂学习便感叹“至是乃决舍帖括以从事于此，不知天地间于训诂词章之外，更有所谓学也”，次年为“学海堂正班生”，同时又在“专治词章”的菊坡精舍为“院外生”。到十八岁才听到康有为的“海潮音，狮子吼”，告别“旧学”为止，这一段时间，可以说是梁启超“游学省会”，专治训诂词章的时期。[58]学海堂为阮元督粤时立，主要教学内容是“训诂词章”。在《学海堂集序》中，阮元概括讨论了学问的多种路径，除了经史训诂外，还有“或且规矩汉晋，熟精萧《选》”[59]，亦即诗赋词章一类。结合阮元自己对诗赋的看重、清代骈文升格运动和训诂之学对字词名物的考究等因素，不难想见，词章之学必然是梁启超在学海堂受教期间的重要学习内容。
最有力的证明，便是梁启超在这一段时间内“经古”创作。在汤志钧等新编的《梁启超全集》第一集中，收录了此前《饮冰室合集》未收录的，见于光绪二十三年（1897）广东省城刊本的《经艺奇观》中的四篇梁启超早年的“经古”创作。尽管四书文八股格式占据主导地位，但并非其他文体不在考察之列。岁、科试的经古场和乡试除头场外的后两场，就会有对词章骈赋等的要求。而经古的习作很大程度上也是为此准备的。这四篇文章均作于光绪十五年（1889）前，而十六年（1890）梁启超才离开学海堂，请业南海之门。除《取邾田自漷水季孙宿如晋襄公十有九年》是对《左传》的经解，为单行散体之外，其余在文体上都是晚汉魏晋的辞赋。
《曰休征曰肃时雨若连珠》，解的是《尚书·洪范》之“曰休征，曰肃，时雨若”。文体则是“连珠体”，先解释文字，再连用十三个“盖闻”以演连珠，说明“休征”。《乐由中出故静七发》，解的是《礼记·乐记》之“乐由中出，礼自外作。乐由中出故静，礼自外作故文”。文体则可说是“七发体”，或说“七体”，其中“君子”一遍遍地为“客”解释经义。而解释过程则是典型魏晋文章，四六错杂，广用骈对。《以御宾客且以酌醴选赋》则是典型的赋文，其解的是《诗经·吉日》之“发彼小豝，殪此大兕。以御宾客，且以酌醴”。全赋围绕天子之宴饮宾客的场景展开描写，其“体物”之处，全然敷陈，足见赋文铺张扬厉的气质。末尾以“小臣作颂”的赋文格式拟了一篇兼具诗经之雅颂和尚书之文辞的四字句韵文[60]。
就梁启超的骈偶修辞而言，无论是其铺排，还是遣词用典，都可谓在这三篇文章中有极端的呈现。三篇文章在词章上并无许多可称道之处，但对于梁启超“时务体”的构成来说，却具有较大的参考价值。
杭州的诂经精舍和广州的学海堂，均为阮元所创的经古书院，其间学风和文风具有乾嘉以降学术转折过程中的新特点。不同于以往的书院，诂经精舍和学海堂在骈文中兴与考据学兴起发展的同步过程中，强调“经学”和“古学”，且“‘古学’中包含了词章”[61]，古诗赋自此成为经古书院的重要科目。在此影响下，逐渐形成了江浙、岭南等“汉学”中心的汉魏六朝文风，隐隐与唐宋文确立的古文传统相抗衡，偏“晚汉魏晋”的文章趋向一直延续到光绪年间[62]。在此背景下，结合梁启超的早期经古创作的材料，可以认为梁启超一贯的词章兴趣，及其骈俪之文在其报章文体的体现，都与他早年在学海堂等经古书院研习训诂词章之学的经历密不可分。同样，江浙地区的士人也受到诂经精舍的影响。如章太炎在诂经精舍时跟随俞樾和谭献学习，其文风受谭献影响颇大[63]。宋恕亦有拜师俞樾的经历。江浙地区这一文风特点最后也带入了近代报章文之中，在杭州、温州地区的报章中体现得最明显[64]。也正因为岭南、江浙士人在办报上较古文家更得风气之先，故近代报章文坛呈现出魏晋盛行、骈俪成风的特点。这也表明传统文体与早期报章文之间存在延续性。
四、文体演进与科举改制
由“时务体”到“新民体”，存在着由传统向平易的演进。《清议报》上骈偶、用事的程度已经减少，《少年中国说》等篇虽铺排四六，亦只集中在后篇，不少文章甚至有较少骈俪、不事词采的倾向。同时，原本结合骈俪、八股并用的铺排，则慢慢脱离传统文体，而带上报章体自身的特点，类似于单行散句的排比，而不苛求两句之间的对仗。八股句调虽也间或出现，却基本消弭了时务体的特点，如下例：
夫拿破仑旷世之名将也，苟授以旗绿之惰兵，则不能敌黑蛮；哥仑布航海之大家也，苟乘以朽木之胶船，则不能渡溪沚。[65]
并且，在“新民体”的典型文章《新民说》诸篇中，这一类的八股句调数量极少。但这种文体的演进和文风的改变却并没有影响梁启超文章的接受度。因为在晚清的科举改制中，梁启超的报章文因其文体形式和知识内容，一直保持着“范本”的影响力。甲午之后，废除八股，改用策论的观点渐兴。乙未年（1895）江西的生、童经古场上已出现了时务的考题内容[66]，长期在江西担任山长的皮锡瑞也极力反对八股，劝诫学生“宜看洋务书，学作论，不必专作时文”[67]，在家课子也多作策论[68]。考试内容乃至形式上重“时务策论”的趋势，也激起了射策一类选本的大量出现，其中不乏以报章文作为典范的情况[69]。早在《时务报》同时期，梁启超于湖南时务学堂编译课本时，就被反对者类比为王安石用新学变科举[70]。姚公鹤《上海报业小史》亦载：“当戊戌四五月间，朝旨废八股改试经义策论，士子多自濯磨，虽在穷乡僻壤，亦订结数人合阅沪报一份。而所谓时务策论，主试者以报纸为蓝本，而命题不外乎是。应试者以报纸为兔园册子，而服习不外乎是。书贾坊刻，亦间就各报分类摘抄刊售以侔利。”[71]作为科举改制的参与者，梁启超的文章更是被奉为圭臬。即便到了戊戌变法失败后，梁文依旧凭借其策论文体和针对时务的内容而受到举子的追捧。《申报》曾发时评说：“明诏迭颁，此后科场一律废八股而试时务策论，一时各省书估争选，刊讲求时务之书……就余所知，有将康逆所著《日本书目志》、梁逆所著《读西学书法》，以及《时务报》《湘学报》，更易其名，翻印射利者。有将各报中或排斥康、梁，或阿附康、梁诸论说，不顾以矛刺盾，贪多务得，并付石印，以冀风行者。”[72]科举改制与文体演进之间的互动，保证了梁启超在晚清士人群体中较为持续的影响力。梁启超熔铸八股、策论、经古文而成的报章文，也符合科举考生这一庞大读者群的阅读惯性，一定程度上也为新思想、新名词的引入提供了文体缓冲。黄遵宪批评章太炎文章“稍嫌古雅”，强调报馆文要“能使九品人读之而悉通”[73]，其实也点出了梁氏报章文体风行之原因。而认为梁启超之文有制艺之气的章太炎也在革命实践中认识到报章文“易读”的重要性，只不过他的选择是白话文。
回到报章文体本身，骈偶修辞、八股句调以及铺排等传统文学中的修辞手法，经过梁启超的借鉴、提炼和翻新，成为“时务体”的重要形式要素，甚至有时是全篇的基本手法。这种存在于“新文体”中的“旧风格”，正是在文体近代转型过程中，独特却又常见的现象。
就文体而言，骈偶修辞脱胎于四六文（或曰骈俪之文）；而八股句调自然来自八股文（或曰四书文），又可远溯到宋代以来的经义、策、论等文体；铺排则更多是作为赋体的特点，广泛存在于传统诗文的写作中。八股文虽然吸纳了古文的散体成文、骈文的骈偶等文体特征，但按照阮元“文言说”所主张的“文统”，从偏重“比偶”[74]的角度来看，也可以认为“八股文”是“上接唐宋四六为一脉”的“文之正统”[75]。从文体溯源的角度来说，梁启超时务体中常用的这些修辞手法，大抵都来自晚汉魏晋，同时也符合清代文章风格在经历骈文中兴和考据兴起之后的趋势。
从风格论，时务体的整体风貌，不论修辞，还是语言，很大一部分还在传统文章的范围中。如本文开篇所言，传统的文体界限被打碎，而新的文体形态尚未固定，“言说”和“觉世”成为了文章的核心旨趣。在此背景下，骈偶修辞、八股句调和铺排等传统四六文、八股文、赋体文的修辞，离开其文体本身，而作为修辞要素进入报章文体这一全新的表达类型中，造就了梁启超时务体纵横跌宕、雄美扬厉的风格。这种旧风格正是梁氏文章被同时代的士人读者接受，并且产生巨大影响的原因之一。
[作者现为北京大学中文系博士研究生]
向上注释
[1] 夏晓虹：《“开文章之新体，激民气之暗潮”：梁启超“新文体”研究》，《觉世与传世：阅读梁启超》第五章，东方出版社2019年版。
[2] 文贵良：《梁启超对八股文的解构：从“二分对比”的改装到“三段论法”的引入》，《文艺理论研究》2010年第2期。
[3] 胡全章、关爱和：《晚清与“五四”：从改良文言到改良白话》，《中国社会科学》2018年第9期。
[4] 丁晓原：《论“报章体”的体性和流变》，《文学评论》2014年第6期。
[5] 夏晓虹、王风：《文学语言与文章体式：从晚清到五四》，安徽教育出版社2005年版，第74~75页。
[6] 梁启超：《湖南时务学堂学约十章》，《时务报》第49册，光绪二十三年（1897）十二月初一日。
[7] 钱基博因《新民丛报》“播被尤广”而定名为“新民体”，此前关于“新文体”的研究亦多未分前后。前引文贵良一文虽将“新文体”分为三期，但其依据是基于梁启超对八股文的解构程度，不完全与本文议题相符。故本文区分为两时期，突出前后差异性，或可以《清议报》中《变法通议》的连载完成为界。详见钱基博《中国现代文学史》，华中师范大学出版社2011年版，第335~336页。
[8] （英）李提摩太著，李宪堂、侯林莉译：《亲历晚清四十五年：李提摩太在华回忆录》天津人民出版社2005年版，第210页。
[9] 《中外纪闻凡例》，《中外纪闻》，光绪二十一年（1895）十一月初九日。
[10] 汤志钧：《戊戌时期的学会和报刊》，台湾商务印书馆1993年版，第149~152页。
[11] 如汪大燮在《时务报》创刊不久曾给汪康年写信说：“孟符言，宜将上谕置之论序之首（言），此言亦甚有理，《申报》不足为法也。”见上海图书馆编：《汪康年师友书札》，上海古籍出版社1986年版，第746页。《汪康年师友书札》原文为“宜将上谕置之论序之言”，细绎文理，似“言”当为“首”字，见《戊戌时期的学会和报刊》，第157页。
[12] （德）朗宓榭、（德）费南山主编，李永胜、李增田译，王宪明审校：《呈现意义：晚清中国新学领域（上）》，天津人民出版社2014年版，第345页。
[13] 汤志钧、汤仁泽编：《梁启超全集》第十九集，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8年版，第433页和第444页。
[14] 宋恕：《记应经世报馆摄著论之聘缘始》，《经世报》第1期，光绪二十三年（1897）七月初五日。
[15] 《日报论略》，《申报》，光绪二十二年（1896）六月十七日。
[16] 谭嗣同《报章文体说》，《时务报》第29期，光绪二十三年（1897）五月十一日。
[17] 谭嗣同《报章文体说》续前，《时务报》第30期，光绪二十三年（1897）五月廿一日。
[18] 《报章文体说》续前，光绪二十三年（1897）五月廿一日。
[19] 《中国各报存佚表》，《清议报》第100期，1901年12月31日。
[20] 阿英：《关于甲午中日战争的文学》，《阿英全集》第5卷，安徽教育出版社2003年版，第563页。
[21] 姜义华、张荣华编校：《我史》，《康有为全集》第五集，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7年版，第62页。
[22] 姜义华、张荣华编校《康有为全集》第二集，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7年版，第217页。
[23] 《我史》，《康有为全集》第五集，第63页。
[24] 谭嗣同：《三十自纪》，《谭嗣同集》整理组整理：《谭嗣同集》（上册），浙江古籍出版社2018年版，第64页。
[25] 梁启超：《三十自述》，汤志钧、汤仁泽编：《梁启超全集》第四集，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8版，第108页。
[26] 梁启超《清代学术概论》，上海古籍出版社1998年版，第85页。
[27] 即便是华人代笔，也并无不可，此处旨在说明报章文字的作者惯用此修辞。
[28] 康有为：《京师强学会序》，《强学报》第一号，光绪二十一年（1896）十一月二十八日。
[29] 钱基博：《现代中国文学史》，华中师范大学出版社2011年版，第292页。
[30] 康有为有“文须随便下笔”句，见《万木草堂口说》“文学”部分，《康有为全集》第二集，第197页。
[31]《现代中国文学史》，第361页。
[32] 新会梁启超撰：《论学校二(变法通议三之二 科举)》，《时务报》第7册，光绪二十二年（1896）九月初一日。
[33] 新会梁启超撰：《论学校二(变法通议三之二 科举)》，《时务报》第8册，光绪二十二年（1896）九月十一日。
[34] 原文太长，不宜引用过烦。新会梁启超撰：《论报馆有益于国事》，《时务报》第1册，光绪二十二年（1896）七月初一日。
[35] 新会梁启超撰：《论中国积弱由于防弊》，《时务报》第9册，光绪二十二年（1896）九月二十一日。
[36] 新会梁启超撰：《论学校十三(变法通议三之十三 学会)》，《时务报》第10册，光绪二十二年（1896）十月初一日。“十三”为“三”之误。
[37] 新会梁启超撰：《论中国积弱由于防弊》，《时务报》第9册，光绪二十二年（1896）九月二十一日。
[38] 新会梁启超撰：《学校余论(变法通议三之余)》，《时务报》第36册，光绪二十三年（1897）七月二十一日。
[39] 刘师培：《中国中古文学史 论文杂记》，人民文学出版社1959年版，第117页。
[40] 脱脱等撰：《聂冠卿传》，《宋史》卷二九四，中华书局1985年版，第9820页。
[41] 《梁启超全集》第十九集，第431页。
[42] 陈铮编：《黄遵宪全集》（上），中华书局2005年版，第396页。
[43] 汤志钧编：《章太炎年谱长编》（增订本），中华书局2013年版，第26页。
[44] 《论世变之亟》，《直报》，光绪二十一年（1895）正月十一日。
[45] 任公：《论变法必自平满汉之界始》，《清议报》第2册，光绪二十四年十一月二十一日（1899年1月2日）。虽《论变法必自平满汉之界始》见于清议报，却是续《时务报》之《变法通议》所作，称为“外篇”，发表于1898年12月23日和1899年1月2日。当时初到日本，受日本影响不深，且文风整体性的改变，应该在1899年下半年到1901年之间。
[46] 《梁启超全集》第1集，第34页。
[47] 善化汪恩至撰：《时务报书后》，《湘报》第99号，光绪二十四年五月十二日。
[48] 吴仰湘编：《皮锡瑞全集》第十册，中华书局，2015年，第822页。
[49] 《现代中国文学史》，第368页。
[50] 《梁启超全集》第四集，第108页。
[51] 同上。
[52] 《梁启超年谱长编》，第21页。
[53] 《梁启超全集》第四集，第108页。
[54] 乾隆五十二年到戊戌变法之间，科举模式一直保持第一场四书文三篇、五言八韵诗一首；第三场则是策问五道，题问经史、时务、政治。参考商衍鎏：《清代科举考试述录及有关著作》，百花文艺出版社2004年版，第78~80页。
[55]如在《诛政党》中说“文不足以自华，乃以帖括之声音节奏，参合倭人文体，而以文界革命自豪”，见汤志钧编：《章太炎年谱长编》，中华书局1979年版，第354页。又如在《自订年谱》中说梁启超文章是“科举新样”，见章炳麟：《民国章太炎先生炳麟自订年谱》，台湾商务印书馆1980年版，第6页。
[56] 《梁启超全集》第十九集，第533页。
[57] “经古”大体是嘉庆以后对经学与古学的合称。嘉庆年间，阮元先后创立诂经精舍、学海堂等经古书院，专课经古学，引导了汉学为主的书院风气。参考刘玉才：《清代书院与学术变迁研究》，北京大学出版社2008年版，第138~142页。
[58] 丁文江、赵丰田编：《梁启超年谱长编》，上海人民出版社1983年版，第18~21页。
[59] 阮元：《学海堂集序》，载赵所生编：《中国历代书院志》第13册，江苏教育出版社1995年版，第1页。
[60] 原文详见《梁启超全集》第一集，第1~8页。
[61] 经学主要指“经解和音韵训诂之学”，而古学则包括“史学与词章”，并且单称“古学”时，可以视作将“经学”也囊括在内。参见陈曙雯：《经古学与十九世纪书院的文学生态与骈文发展》，南京大学2017年博士毕业论文，第3页。
[62] 六朝文风在民初也产生很大影响，详见曹虹《清代文坛上的六朝风》，《安徽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7年第1期。
[63] 章炳麟：《民国章太炎先生炳麟自订年谱》，台湾商务印书馆1980年版，第5页。
[64] 嘉道以来行文不拘骈散的言论在江浙一带也影响颇大，谭献即为其中标杆。参见曹虹：《清嘉道以来不拘骈散的文学史意义》，《文学评论》1997年第3期。俞樾执掌诂经精舍时亦强调词赋之学，其编纂的《诂经精舍三集》中即有“辞赋”三卷，其中便有《申报》主笔蒋其章早年的赋作。
[65] 中国之新民：《第二节 论新民为今日中国第一急务》，《新民丛报》第一号，光绪二十八年（1902）正月初一。
[66] 《江右试事》，《申报》，光绪二十一年（1895）七月初六日。
[67] 吴仰湘编：《皮锡瑞全集》第十册，中华书局2015年版，第758页。
[68] 《皮锡瑞全集》第十册，第774、782、799页等多处。
[69] 孙青：《引渡“新知”的特殊津梁：清末射策新学选本初探》，《近代史研究》2013年第5卷。
[70] 胡思敬：《戊戌履霜录》卷一“政变月纪·五月”，《续修四库全书》编纂委员会编：《续修四库全书》第446册，上海古籍出版社2002年影印版，第297页。
[71] 姚公鹤：《上海报业小史》，《东方杂志》第14卷第6号，1917年6月。
[72] 《振兴新学宣严杜邪说议》，《申报》，光绪二十七年（1901）八月初四日。
[73] 陈铮编：《黄遵宪全集》（上），中华书局2005年版，第396页。
[74] 阮元强调“用偶”是孔子“文言”开启的传统，所谓“凡偶皆文也”。见阮元：《文言说》，《揅经室集》，中华书局1993年版，第606页
[75] 阮元：《书梁昭明太子文选序后》，《揅经室集》，中华书局1993年版，第609页。
本文发表于《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丛刊》2023年第10期，引用请以该刊为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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